看古装剧总爱琢磨个事儿,吏部尚书顶着“六部大佬”名头,兵部尚书也顶着“六部大佬”名头,户部尚书同样顶着“六部大佬”名头,究竟谁手中实权更具强硬之势呢?别觉得这是瞎较真,古代官场的权力游戏,比剧里演的还讲究。今儿个,就从规矩方面,对这三位的实权高低唠一唠,再说说日常干活的情况,以及涉及皇帝心思的层面,进行一番分析 。
三部尚书的权力“出身”要聊实权,得先看他们的“权力出身”,也就是隋唐定下的三省六部制。这制度设计挺有意思,吏户兵三部都归尚书省管,隋唐时都是正三品。到了明清升成从一品,
本来想这平级设置是为了公平,后来发现根本不是,吏部尚书的权力核心是“管官”,全国大小官员的选拔、考核、升降,都得经他手。明代有个“京察”制度,每六年一次,吏部主持,考核结果一出来,官员的饭碗保不保就定了。
万历年间有个吏部尚书叫孙丕扬,为了避开党争,干脆搞了个“掣签法”,让官员靠抽签选职位。我觉得人事权最牛的地方,是能悄悄渗透到全国,掌管钱财以及统管士兵的你,最终要去处理事务时还得依赖官员,而吏部把控住了官员的晋升路线,这样一来其影响力自然而然就变得极为突出了。再看户部尚书,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赋税管理工作,掌管户籍相关事宜,还涉及军饷方面的事务,听起来好似“财神爷”一般,然而实际上并没有那般自由。
户部花钱存在相应规矩,重大支出诸如军费、赈灾之事,非得皇帝点头同意,并且还要受御史监督,稍有任何差错便极有可能被弹劾。在明代,有一位担任户部尚书职位的人叫王洽,仅仅是由于边境军饷未能凑齐足够数额,便直接被关进了监狱,而在清代,和珅掌管户部长达十几年时间,表面看上去十分风光,然而最终却还是因为贪污腐败的行为而倒台了。户部尚书更像个高级账房,账算得再明白,钱怎么花也做不了主。
兵部尚书就更有意思了,名义上管军事,其实手里没多少兵权。宋代往后,皇帝对于兵权尤为敏感,于是将“负责管理兵事的工作”与“能够调动兵力的举措造成影响”的权力进行了拆分。武官任免、登记兵籍之事由兵部负责,然而,哪怕只是调动一名士兵、一名士卒,都必须经过皇帝或者军机处批准才行。
在明代的时候,于谦、袁崇焕能够前往前线去进行指挥,这是处于战争时期所给予的特殊授权,而在平常的时候,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权力。糊里糊涂弄不明白兵部平日居然没什么事儿可做,难道当真天天都在喝茶吗?随后翻阅清代记事用的笔记,发现有一位刚刚上任的兵部尚书询问他的下属表示“今年存在啥公事呢”。部属讲,“仅陕西换防这一桩事宜,早就处理妥当了”可瞧啊,处于和平阶段的兵部,着实略微带有那么点儿“养老性质部门”的意味呢。
日常和危机里的实权反差只凭“出身”去评判,这是不足够的,在日常工作当中,究竟是谁更为忙碌,在面临危机的时刻,又是谁能够发挥作用,这些方面才是能够检验出实权的关键所在。天官,其忙碌程度,堪称至极,关乎官员之晋升迁转,涉及地方职位之人员空缺,关乎考核评定之优劣,每日皆有诸多公文亟待处置,无一停歇 。那职位属于一个小官的补缺范畴,或许会牵涉到好几个省份的官员,一次“大计”考核,竟然能够使得几十个地方大员在同一时间面临下岗的状况。
这般高频率的权力施行,致使吏部极易积攒人情关系,其影响力自然而然地得以提升。户部之事,劳碌繁杂是真,皆为技术层面之劳作,诸如计征赋税,审批预算,调度粮饷等,并无能“触动人心”之关键因素,无甚可撬动人心之杠杆 。哪怕你把账目计算得极其清晰,也难以如吏部那般,借由官员的任用与免职去对其他部门造成影响。
很明显,平常工作当中的那种“存在感”,它直接对权力积累的速度起着决定性作用,吏部在这一方面,相较于户部还有兵部,要强出许多许多。遇到危机时,三者的表现更能看出差距。明代“土木堡之变”,皇帝被俘虏,朝野大乱,兵部尚书于谦临危受命,调兵遣将打了北京保卫战,那段时间他手里权力特别大。
可英宗复辟后,于谦立马被诛杀,兵权说收就收。显而易见,兵部所拥有的权力是通过“借取”而来的,在战争发生之时予以运用,然而在和平的阶段时期就必须得将其归还给相应之处。“国本之争”发生于万历年间,那时,内阁与皇帝的关系陷入僵局,吏部尚书孙丕扬负责主持“京察”,他将那些不支持立太子的官员全部罢黜,即便皇帝极为生气,却也无可奈何。
因为官员任免是吏部的规矩,皇帝也不能随便打破。这般看来,吏部所拥有的权力乃是制度所赋予的,具备稳定性且能持久存在,并非如兵部那般依靠临时给予的授权 。乾隆步入晚年之时,财政状况呈现紧张态势,身为户部尚书的和珅,祭出了诸如“议罪银”以及“捐纳”这般的举措来筹措钱财,乍一看好似颇具手段,然而,这些相关政策却是必须要经由皇帝点头方可施行。
这表明,户部尚书所拥有的权力,更多的是依赖于皇帝给予的信任,并非自身具备强硬的实力。皇帝眼里的“放心度”排名对皇帝而言,这三个部门都需加以防范,然而防范方式各有不同,从防范力度方面能够瞧出,究竟是谁手中的实权更令皇帝予以关注 。
对防兵部而言,最为简单的做法,便是分割权力,将调兵权归属皇帝,把统兵权给予将领,兵部仅仅负责文书方面的工作,使得他们彼此形成牵制,哪怕有人妄图发动叛乱,也不会拥有机会。那是绝对没有疑问的,兵部所拥有的权力,是最易于被掌控的,而皇帝对于兵部的那种“放心程度”,相对而言反倒会高那么一些。户部以防为主进行依赖审计相关事宜,御史每日按时且连续地紧盯着账本,内阁会针对支出情况展开复核的工作,重大项目需要经由皇帝亲自着手进行批示,只是担忧存在有人借此中饱私囊的状况。
户部负责掌管钱财,此工作性质敏感具有保密性,被多方面的权力制约着,难以掀起大的风浪,皇帝对其防备有加,大多原因是害怕财务方面出现问题,影响国家稳定。抵御吏部的状况繁杂得多,明代之时设置都察院以监管考核事宜,清朝时期使军机处涉足官员的任免工作,然而无论怎样防范,终究无法替代吏部的职责。雍正帝说“吏部之权,重于千钧,非忠正廉明者,不可轻授”,这话里全是无奈,不用吏部不行,用了又怕它权力太大。
归根结底,这三位尚书所拥有的实际权势排名实则清晰明了,兵部尚书职位虽高但权力较轻,平日里宛如一种虚设的存在,即便在战事发生之时其权力也难以持久稳固。负责掌管钱财的户部尚书,实际上受到诸多限制,更近似于一个“高级执行者”,唯有吏部尚书,掌控着官员的“生杀大权”,其权力乃是由制度所赋予,能够渗透至官场的各个边角。置身古代官场的权力思维脉络里,说到底终究是具备某种内在逻辑的,大抵是“得人者得势”这般情形,吏部尚书能够摇身一变成为所谓“隐形之王”,这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,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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